——从执行难到债务终结机制的制度困境
中国内地法院拥有一套相当强大的民事判决执行体系。法院可以主动调查债务人财产,冻结银行账户,拍卖不动产,对恶意逃避债务的被执行人采取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等措施。然而,即使不断强化执行力度,中国仍然存在大量长期无法执行的案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债务人并非故意逃避债务,而是确实没有足够的清偿能力。
对于这种情况,美国、英国和香港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个人破产制度。债务人可以依法申请破产,通过财产清算、债务重组或者其他法定程序处理债务,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免除剩余债务。
中国内地却长期缺乏这一制度。
截至2026年10月,中国仍然没有全国统一、普遍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虽然深圳、厦门已经通过经济特区立法开展试点,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个人债务人仍然不能通过一般个人破产程序获得债务免责。
这就形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制度现象:
中国建立了比较强大的机制追究个人债务,却长期缺乏一套允许诚实但无清偿能力的债务人依法结束债务关系的制度。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制度安排?个人破产制度是否真的会削弱债权保护?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国法院长期面临的执行难问题?
一、中国破产法的历史起点:破产首先是企业退出问题,而非个人债务救济问题
中国现代破产法的发展路径,与英美国家存在明显不同。
从历史上看,英国破产制度最初主要与商人及个人债务有关。随着商业社会发展,破产制度逐步从惩罚无力清偿债务的商人,发展为债权人集体受偿、债务人获得适当救济的制度。
美国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个人债务免责和经济重新开始的法律理念。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主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活动和企业经营受到行政计划的广泛影响。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化经营风险和个人破产,并不是法律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破产法,是1986年通过、1988年正式实施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这部法律的适用对象明确限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立法目的主要包括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善经营、强化经济责任以及提高经济效率,而不是为自然人建立一套普遍的债务免责制度。这意味着,中国现代破产制度从一开始就主要承担企业经营失败后的市场退出功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入,破产又与职工安置、社会保障、地方财政以及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等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因此,破产不仅是一项司法程序,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处理企业历史负担的重要政策工具。这种制度起点具有深远影响:中国首先建立的是用于处理企业经营失败的破产制度,而不是用于处理个人债务失败的普遍法律救济机制。
个人破产问题因此被长期留在正式破产法体系之外。
二、2006年的关键选择:中国曾经考虑个人破产,却最终将其排除
中国并非从未考虑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实际上,在2004年《企业破产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立法者已经认真讨论过个人破产问题。当时的草案曾经考虑将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等承担个人责任的经营者纳入破产制度。这是因为,这些经营者往往需要以个人财产对经营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如果企业已经破产,但经营者个人仍然需要无限期承担无法清偿的债务,企业破产制度就难以真正实现经营失败后的退出功能。
不过,对于是否应当进一步将个体工商户以及普通消费者纳入破产制度,当时的立法机关采取了谨慎态度。
2004年6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说明企业破产法草案时,明确提出实施个人破产制度需要相对完善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由于当时这些条件尚不成熟,立法者认为不宜立即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
最终,2006年通过的《企业破产法》也没有保留草案中关于自然人破产的相关安排。
这次立法选择非常重要,它反映了中国立法者当时面临的一项现实顾虑:如果允许债务人通过个人破产免除债务,那么国家首先必须能够可靠地识别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判断其是否真正无力偿还,并防止债务人提前转移财产后申请破产。
在2006年前后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这些顾虑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从今天回顾,这种选择也产生了一项长期的制度后果:企业法人可以通过破产清算依法退出市场,其股东原则上享有有限责任保护;而自然人即使因为正常经营失败、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彻底丧失清偿能力,也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程序帮助其终结符合条件的债务。
这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的一项明显不对称。
三、为什么个人破产迟迟无法普及?真正的阻力不只是技术问题
2006年立法者主要强调财产登记和社会信用环境不成熟。
然而,经过二十年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银行账户、不动产、证券等大量财产信息的登记、查询和司法查控系统。
如果仅仅是因为缺乏财产查询技术,中国今天显然比2006年更加具备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条件。
但全国性立法仍然推进缓慢。
这说明,阻碍个人破产制度普及的因素,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信用风险分配、社会观念、债权人利益和司法治理方式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1. 最直接的顾虑:个人破产会不会成为合法逃债的工具?
个人破产制度最容易引发的争议,就是债务人是否可能利用破产程序逃避本应承担的清偿责任。
但需要注意,破产制度并不等于债务人只要宣称没有钱,就可以立即免除全部债务。成熟的个人破产制度往往包含全面财产申报、对异常财产交易的调查、撤销欺诈性转让、债权人监督以及拒绝或撤销免责等机制。
例如,美国破产法允许对通过欺诈取得免责、隐瞒财产或者违反法定义务的债务人采取相应措施。
因此,个人破产制度不仅是一种债务免责安排,也是一套针对债务人财产和交易行为的集中审查机制。
2025年发表于《中国应用法学》的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调研报告反映,个人破产立法面临的阻力具有明显的社会认知因素。调查中,59.9%的受访者认为,对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的误解是立法的主要障碍;46.8%的受访者担忧财产登记和信用制度不完善可能导致逃废债。
2. 更深层的顾虑:允许个人破产,意味着必须明确由谁承担债务损失
个人破产并不能消灭已经发生的经济损失。
假设一名创业者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经营失败后只剩100万元财产。如果没有个人破产制度,银行虽然可能无法实际收回剩余900万元,但在法律上仍然保有对债务人的债权,可以在符合条件时继续追偿。如果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债务人依法完成清算或重整程序并获得相应免责后,银行对于剩余可免责债务的强制追偿权便会受到最终限制。
从经济上看,银行所面临的900万元损失并不是个人破产制度创造的。
损失在企业经营失败、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时就已经发生。个人破产只是通过法律程序,对既有损失进行确认和分配。
但这种法律上的确认可能具有重要影响。
对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及其他债权人而言,个人破产意味着不能再无限期保留对债务人的追偿可能性,而必须接受某些债务最终无法清偿的结果。
当然,银行在现有会计和审慎监管规则下,本来就需要评估信用损失并计提拨备,不能因为债权在法律上仍然存在,就将其视为能够全额收回。
但是,个人破产制度会进一步改变债权的法律存续、追偿预期及风险管理安排。这可能要求金融机构相应调整授信审查、贷款定价、担保安排和不良资产处置机制。对于长期习惯以个人无限责任、保证担保和持续追偿作为信用保障手段的债权人而言,这是一项重要制度变化。
因此,个人破产不仅涉及债务人获得何种保护,也涉及债权人的风险承担边界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在法律上允许诚实债务人获得免责,并不是政府替其偿还债务,而是明确某些商业信用损失应当由提供信用的市场主体依法承担。
3. 债务清理与社会稳定:允许经济失败是否会削弱债务履行观念?
中国长期强调债务人应当履行生效判决,并通过失信惩戒和限制消费等措施强化履行压力。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减少恶意逃债行为,维护合同履行和市场交易秩序。
个人破产制度则要求进一步承认:并非所有未能履行债务的人都属于恶意失信者。
一个诚实经营但最终失败的创业者,与有能力偿还却通过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人,在法律上应当受到不同对待。这一点似乎并不复杂,但它意味着债务治理理念需要发生一定转变。
传统执行制度主要关注如何促使债务人履行义务,个人破产制度则进一步要求法律判断:在债务人确实缺乏清偿能力时,继续要求其承担无限期偿债义务,是否仍然具有经济和社会上的合理性?
这种理念转变可能遭遇社会阻力。债权人可能认为,自己辛苦积累的资金被借走后无法收回,而债务人却能够通过破产恢复正常生活,显然不公平。
但是,反过来也必须看到,如果一个债务人已经没有财产,其未来收入也不足以在合理期限内清偿债务,那么无限期追偿并不一定能够增加债权人的实际回收。
这时,法律继续维持一项事实上不可能全部履行的债务,究竟能够创造多少社会价值,就值得重新考虑。
4. 实施成本:个人破产需要一整套法律和公共服务配套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也不是简单地在法律中增加一个免责条款。法院需要调查债务人的财产和收入,审查其负债原因,决定哪些财产可以保留用于基本生活,确定如何分配可供清偿的财产,并监督债务人履行重整计划或接受免责考察。此外,还需要处理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税收债权、家庭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债务、社会保障及信用修复等问题。特别是对于没有任何财产、也无力支付破产管理费用的债务人,必须决定谁来承担必要的破产程序成本。
如果全部由法院和公共财政承担,可能造成较大的资源负担;如果要求债务人自行支付,又可能使最需要破产救济的人无法进入程序。
这些都是个人破产制度从小规模试点扩大到全国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为什么个人破产可能比继续强化执行更有助于解决部分执行难?
个人破产与强制执行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来理解。
假设一名自然人负债500万元,但已经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其每月收入为8,000元,需要支付本人及家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即使未来有能力每月偿还3,000元,一年也只能偿还36,000元。在不考虑利息的情况下,清偿500万元本金需要约139年。
对于这样的债务人,持续强化执行措施究竟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法院可以不断查询其银行账户,调查其收入和财产,依法扣留可以执行的收入,并在发现新的财产时恢复执行,但这些措施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按照债务人目前及合理可预期的偿债能力,其债务可能根本无法在正常生命周期内清偿。
这实际上是一个清偿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执行力度问题。
1. 中国现有制度的局限:执行程序可以暂停,但债务通常不能最终清理
中国法院对于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可以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这意味着法院暂时停止当前执行活动,并在符合条件时恢复执行。然而,终本本身并不会免除债务人的债务。债权人仍然可以在发现新财产时申请恢复执行,债务人也仍然承担相应法律义务。
这种制度对于暂时没有财产、未来可能恢复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具有合理性。但对于长期丧失清偿能力的债务人,终本可能只是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留待将来。法院需要保留相应的执行管理和恢复机制;债权人仍然保留追偿希望;债务人则可能长期无法摆脱债务负担。长期无法清偿的债务,将影响其获得融资、重新经营以及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的能力。
2. 个人破产提供另一条路径:承认损失,集中清偿,依法结束债务
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价值,并不是简单地让债务人少还钱,而是将一个长期不确定的债务关系,转变为可以依法审查、清理和终结的法律关系。
例如,债务人确实无力清偿500万元债务,但未来五年可以通过工作积累18万元用于清偿。
法律可以在调查其财产、审查诚信状况和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通过合法的重整计划,对其未来收入作出合理安排。债权人依法获得可供清偿的财产或者重整款项后,债务人在满足相应条件时可以获得剩余债务免责。
对于债权人而言,虽然不能收回全部债权,但可以通过统一程序明确实际能够获得的清偿,并结束长期追偿的不确定性。
对于债务人而言,其仍然需要承担财产披露、配合调查、履行清偿计划等责任,但可以在完成法定义务后获得经济重新开始的机会。
对于社会而言,则可能减少无效的重复执行,并使债务人重新参与正常工作、创业和消费。
美国个人破产制度所强调的经济重新开始理念,正是建立在这种逻辑之上。美国联邦法院明确将帮助诚实债务人摆脱符合条件的债务负担,视为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
3. 最高人民法院早已承认:部分执行难不可能通过强化执行解决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中的一项数据非常值得注意: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中,约43%属于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折算到全部民商事案件,约18%属于客观上无法执行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在报告中明确指出,部分公众将生效判决理解为有国家信用背书,认为只要取得判决就应当得到实际清偿,从而要求法院对各种债务风险承担无限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同时强调,客观上没有清偿能力的案件所涉及的损失,本质上包含当事人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需要通过个人破产、社会救助等制度机制加以解决,而不是简单归结为法院执行不力。
这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承认:司法机关可以依法强制债务人交出其拥有的财产,却不能通过司法强制力创造债务人根本不存在的清偿能力。
如果债务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那么问题的解决方向就不应当只是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而应当包含如何依法终结无法清偿的债务关系。
这也意味着,解决中国执行难问题的制度建设,至少需要两条路径并行:
对于隐匿财产、转移资产、有能力却拒不履行的债务人,应当继续提高财产调查和强制执行的有效性;
对于诚实但确实无力偿债的债务人,则应当通过个人破产、债务重整和必要的社会救助机制处理。
两种情形适用不同的制度,才能避免把所有债务问题都交给执行程序解决。
五、为什么缺乏个人破产制度,反而可能削弱经济活力?
个人破产制度的作用,还不只是帮助法院减少长期执行案件。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社会如何对待经营失败,可能直接影响个人承担商业风险的意愿。
假设两个人分别创办企业,最终都因为正常经营风险而失败。第一名创业者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提供个人担保,也不存在其他导致其承担个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企业破产后,其原则上只需要承担有限责任,不必以全部个人财产清偿公司的债务。第二名创业者通过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或者为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了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企业失败后,他可能仍然需要以个人财产承担巨额债务。
如果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第二名创业者即使已经失去全部积蓄,也可能长期无法摆脱债务关系,这会形成一种明显的制度差别:同样是正常商业经营失败,是否享有有限责任保护,可能决定一个人能否在失败后重新开始。
这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尤其重要。
在现实商业活动中,企业经营者经常需要以个人财产、房产或者个人保证作为融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经营者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债务风险实际上可能高度关联。如果企业能够通过破产程序完成债务重组,而企业经营者个人的巨额保证责任却无法获得对应的债务清理,整个企业重整也可能面临困难。
2026年《企业破产法》修订研究中,实务律师就指出,一些企业实际控制人由于担心企业破产后自身仍将承担巨额个人债务,反而不愿意及时启动企业破产程序,结果可能是企业在缺乏有效重整的情况下继续恶化,进一步损害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因此,个人破产制度不仅是保护债务人的制度,还可能具有促进创业、提高风险承担意愿以及帮助企业及时退出和重整的作用。
六、中国个人破产改革的现实进展:已经开始,但仍然十分谨慎
近年来,中国对于个人破产制度的政策态度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个人破产立法。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也明确将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纳入司法改革工作。
在地方层面,深圳于2021年3月1日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城市。
根据条例,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连续参加深圳社会保险满三年,并因生产经营或者生活消费等原因丧失清偿能力、符合其他条件的自然人,可以依法申请个人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破产程序并非申请后立即免债,而是包含对财产状况、债务原因、履行能力以及债务人诚信程度的审查。
根据深圳市人大2026年发布的资料,截至2026年7月,深圳破产法庭累计受理个人破产案件909件,审结835件,涉及化解债务2.96亿元。
深圳还探索了个人执行不能案件转入破产程序,以及企业与经营者个人债务一并重整的方式。
这些数据说明,个人破产制度已经能够在中国内地的实际司法环境中运行,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讨论阶段。
不过,试点规模仍然有限,尚不足以据此断言其在全国推广后的效果。
2025年8月,厦门通过《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11月1日起实施,成为继深圳之后第二个通过专门地方立法开展个人破产制度探索的城市。
全国立法方面,2025年9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26年8月25日,修订草案进入二次审议,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尝试将部分为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自然人股东纳入债务清理机制。但需要注意,这仍然只是有限范围的自然人债务清理安排,并不等同于建立普遍适用于所有自然人的个人破产制度;截至2026年10月,该修订草案也尚未正式通过并生效。
七、结论:中国需要的不只是更强的执行制度,也是一套允许债务依法终结的制度
中国长期没有建立普遍个人破产制度,有其特定的历史与制度背景。
从比较法角度看,美国、英国及香港的个人破产制度,并不是否定债务必须履行的法律原则,而是在承认债权保护重要性的同时,允许真正无力清偿的债务人通过法定程序清理债务。
这一制度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认识:商业活动必然伴随风险。法律可以通过合同责任、财产担保和强制执行降低债权人的损失,却不可能彻底消灭商业失败的可能性。
当风险最终成为现实,法律还需要提供一套能够公平分配损失并结束债务关系的机制。
因此,中国未来的制度改革,不应当简单地在强化执行与保护债务人之间二选一。
对于有能力履行却拒绝履行的债务人,应当强化执行;对于真正没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则应当建立严格、公平、可监督的个人破产和债务清理制度。
更深层次地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需要保证合法债权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需要承认诚实的经济失败,并为其提供依法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如果法律只允许债权不断追偿,却不允许无法清偿的债务在合理条件下最终结束,那么它可能在维护债权形式效力的同时,付出持续的司法资源成本和社会经济成本。
法院的职责,是依法执行可以执行的财产;破产制度的职责,则是在债务确实无法全部清偿时,为债权人和债务人提供一个公平、合法且具有终局性的解决方案。
二者相互补充,才可能构成真正完整的现代债务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