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核心主题与时代背景：危机的萌芽与应对
故事始于 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当时，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导致美国不仅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也随之高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因此面临严峻威胁。在此背景下，本书重点记录了两次旨在扭转这一局面的关键会议及其后续影响：
首先是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联合干预压低美元汇率，以此缓解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压力，并纠正全球贸易失衡。
随后是 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这是在美元经历大幅贬值后，各国为了防止其“自由落体式下跌”，旨在通过“参考范围”机制在当时水平附近稳定汇率的尝试。
为了还原这一历史全貌，作者船桥洋一采用了独特的写作视角。他通过采访包括美国财长贝克、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日本大藏相竹下登在内的逾百位核心参与者，从政治博弈和机构利益的角度，通过大量幕后细节重现了谈判过程。
2. 各国的政治经济考量：貌合神离的合作
深入分析发现，美、日、德三个核心国家虽然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但其立场与国内政治动力却大相径庭：
美国（单边主义的终结）： 里根政府初期对汇率奉行“善意忽略”政策。然而，随着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上任，风向发生了转变。为应对国会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立法威胁，贝克转向寻求国际合作以压低美元。究其根本，美国希望通过汇率调整，迫使德国和日本刺激内需，从而解决自身严重的赤字问题。
日本（日元的政治经济学）：与美国不同，日本实际上是广场协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大藏相竹下登希望通过“强日元”来缓解美日贸易摩擦，并借此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藏省（财政部）倾向于用汇率调整这种手段，来替代扩大公共开支等国内财政刺激，视其为一种不得不做的政治妥协。
联邦德国（联邦银行准则）：相比之下，德国对“广场行动”的态度最为谨慎。其首要目标始终是维护物价稳定（反通胀）和欧洲货币体系（EMS）的稳定。因此，德国极度担心美元暴跌会冲击欧洲货币体系，其策略主要是寻求美元的“软着陆”，并强烈抵制为了配合美国而过度刺激本国经济。
3. 财政部与央行的博弈：内部的裂痕
书中不仅精彩描写了国与国之间的外部博弈，更着重揭示了各国财政部（政治家）与中央银行（银行家）之间紧张的内部关系：
财政部长的攻势： 贝克等财政部长试图主导宏观经济政策，主张通过积极的汇率干预和降息来促进经济增长。
央行行长的抵制：然而，这一做法遭到了央行行长的强力阻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Volcker）和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珀尔（Pöhl）等人，深切担心政治干预会损害央行独立性并引发通胀。他们对通过货币政策配合汇率目标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甚至因此多次爆发冲突（如美联储内部著名的“宫廷政变”）。
4. 从“广场”到“卢浮宫”的演变：政策的钟摆
在上述复杂的博弈中，局势经历了戏剧性的演变。
在广场协议签署后，通过大规模的联合干预，美元成功实现大幅贬值（对日元和马克下跌超过50%）。但到了1987年初，局势发生逆转，美元贬值速度过快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和资本流出的恐慌。于是，G5在卢浮宫会议上达成新协议，政策风向从“压低美元”转向“稳定汇率”，同意在“近期水平附近”通过秘密的“参考范围”机制来锚定汇率。
这一过程并非毫无建树，它催生了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会议机制，并尝试建立了基于经济指标的多边监督体系，尽管该体系在当时缺乏实质性的强制力。
5. 评价与教训：历史的镜鉴
纵观全书，作者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成效方面： “广场行动”成功遏制了美国国内汹涌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避免了潜在的贸易战，并实现了汇率的大幅调整，达成了既定目标。
局限方面：遗憾的是，政策协调最大的失败在于财政政策未能有效配合。美国未能大幅削减财政赤字，而日本和德国在刺激内需方面行动迟缓。这导致 协调的负担过多地落在了汇率和货币政策上，被认为是后来市场动荡（如1987年股灾）的潜在导火索之一。
最后，关于对未来的启示，书中（及序言）指出，广场协议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经典范例，对当今世界——特别是 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及中美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保护主义压力下，管理大国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失衡。
总结
归根结底，这本书讲述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如何试图通过政治协调来“管理”市场力量（美元汇率），以及在这一宏大叙事下，错综复杂的国家利益、机构矛盾与深远的经济后果。
以下是分章节总结：
前言
1987年6月威尼斯峰会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向美国总统里根直言，必须切实削减美国财政赤字，否则世界经济形势将恶化，但他指出各国首脑因依赖美国军事保护、担忧引发世界衰退及里根个人魅力而怯于直接提出此要求 。中曾根的建议击中了问题的核心，即政府的财政政策，但“广场行动”最大的缺陷恰恰是从一开始就无力大幅削减美国的财政赤字 。
本书将五国集团在广场会议上发起的经济政策协调称为“广场行动” 。这一行动引发了关于其真正目标、长期影响及政策协调是否应被放弃等问题的讨论，本书旨在通过对主要参与者的采访和原始报道，记录从1985年9月广场协议到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期间的五国集团广场战略 。研究重点关注核心参与者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分析国内和国际政治背景、机构利益对政策发展的影响 。
“广场行动”是里根政府向现实屈服的政治姿态，由贝克领导的新财政部团队推动，旨在实现三个目标：短期内应对国会保护主义，中期通过刺激日德内需维持世界经济增长，长期减轻美国债务负担 。五国集团其他国家支持该动议主要是担心保护主义破坏效应及失衡导致衰退，同时也夹杂了各自的国内考量：日本大藏省希望通过汇率调整转移财政刺激压力，联邦德国希望美元“软着陆”以维护欧洲货币体系，法国希望借此向德国施压，英国则希望加强与欧洲货币体系的联系 。
在协调过程中，财政部部长与央行行长之间关系并不和谐，央行行长们为维护机构独立性而对为了协调目的实施货币政策持谨慎态度 。由于财政部部长们未能实现财政政策协调，导致过于倚重汇率调整 。1987年初美国利率上升和资本流入枯竭的担忧催生了卢浮宫协议，但其注定是脆弱的临时安排 。广场行动产生了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和强化监督的指标机制，但遭到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抵触，它们担心该体系成为美国将调整负担推向顺差国的工具 。作者认为，不能因管理汇率努力的失败而得出回归浮动汇率的结论，问题不在于协调没有发挥作用，而是人们没有让它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
第一章 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五国集团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标志着里根政府对国际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放任态度的扭转 。当时美元汇率高估、经常账户赤字巨大、美国国会保护主义升温，五国集团达成共识，认为主要非美元货币进一步有序升值是可取的，并表示准备在这样做有帮助时更紧密合作，这发出了干预市场的明确信号 。
广场协议的形成始于1985年初美国财政部部长贝克及其副手达曼对重塑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探讨，以及随后美日间处理贸易失衡的尝试性会谈 。1985年6月，达曼提议利用高规格会议在核心国家间就政策调整达成协议，日本方面也决定利用双边会议说服里根政府转向市场干预 。在日本大藏相竹下登与贝克的会谈中，竹下登对汇率调整给予积极回应，并建议遵循“顺势而为”的干预策略，贝克虽然谨慎但对此做了记录 。随后的几个月里，美日官员就一揽子政策进行了多次沟通，美国坚持日本应刺激经济和改革税收结构，而日本并未就具体措施给出承诺，最终方案中财政政策调整成为必然 。
为了实现有效的汇率调整，美国寻求欧洲支持，欧洲国家最初反应冷淡，尤其是德国担心被要求承担不合理的责任 。但在1985年9月15日伦敦五国副财长预备会上，各方就协议要点进行了谈判，尽管在美元贬值的表述和是否明确使用“干预”一词上存在分歧 。美国反对使用“干预”字眼以保持模糊性引发市场不安，而其他国家希望明确美国支持新政策 。广场会议前夕，欧洲三国曾进行秘密讨论，担心美元下跌冲击欧洲货币体系 。
广场会议最终达成的公报中，关于调整和干预的表述美国占了上风，未直接提及“干预”，但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坚持加上了“有序”一词以防止美元失控 。公报还包含了共同承诺抵制保护主义压力的重要内容，这是为了回应美国国会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 。里根总统在会议次日发布了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打击保护主义 。
会议期间，与会者围绕一份被称为“无纸面记录”的秘密文件讨论了干预细节，该文件从未公开 。关于汇率，草案提出美元近期下调10%~12%是可以做到的，这意味着美元兑日元从240降至214~218，兑马克从2.85降至2.54~2.59 。竹下登曾提出200日元/美元的目标 。基本行动方案是阻止美元升值，并利用类似棘轮调节手段管理汇率调整 。干预期限确定为6周，总资金为180亿美元，各国分配了具体份额：美国、联邦德国、日本各占25%或30%（存在争议），英法较少 。美国明确表示不买进非五国集团货币，这表明美国不承诺维护欧洲货币体系内部货币间的平价关系 。
会议后，随着大规模干预，美元大幅下跌 。日本在东京市场进行了果断干预，甚至在假期后应对了创纪录的美元即期交易额 。到10月底，美元对日元下跌了13%，对马克下跌了10.5%，初步调整目标得以实现 。美国货币当局在干预中卖出了32亿美元，四国央行合计50亿美元 。
尽管行动看似高度协调，但仍有关键问题未解决。首先是美元贬值的速度和程度，除了最初的10%~12%，没有达成进一步一致，沃尔克和珀尔担心美元失控下跌 。其次是干预投入的分配，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干预行动不满意，认为其没有全力参与，而德国则受制于维护欧洲货币体系的责任，担心马克升值压力影响体系内平价关系 。为解决此矛盾，采用了“干预再分派计划”，即通过欧洲货币体系内部双边掉期交易来缓解马克升值压力 。第三是货币政策协调问题，广场会议没有就协调降息达成协议，日本银行在10月底突然提高短期利率更是显示了央行在货币政策协调上的保留态度 。关于冲销干预的问题也没有深入讨论，各国央行对此立场不同，美联储的态度模糊 。
“广场行动”不仅是汇率调整，更意在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将国内经济因素同汇率间的关系处理合法化了 。然而，由于财政部部长们未能摸索出财政政策调整方案，导致过于倚重汇率调整 。日本和联邦德国倾向于依靠汇率调整来转移外国对财政刺激政策的压力 。美国虽然无意回避财政政策协调，但在广场会议上对财政政策的表述轻描淡写，因为同时在汇率和财政政策（特别是加税）两条战线上行动对贝克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
第二章 银行家
1986年1月，五国集团在伦敦召开会议，这是对广场协议后局势的非正式评估，会议声明仅有三句话，表示对进展满意并不逆转当前趋势 。会后言论显示五国集团在汇率和货币政策上出现分歧，美国财长贝克希望美元继续下跌以改善贸易赤字，而日本和联邦德国认为没有进一步调整汇率的迫切需求 。会议讨论重点转向利率，各国同意央行应研究降低利率的可能性，但没有国家愿意单方面行动 。日本大藏相竹下登和法国财长贝格伯积极倡议联合降息，贝克也出于政治需要和贝克计划的实施而推动货币政策协调 。
然而，央行行长们对财政部部长主导货币政策感到抵触，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和联邦德国央行行长珀尔在伦敦会议上拒绝做出承诺，以维护央行独立性 。央行反对协调的根源在于维护机构独立性，这有时比价格稳定和增长更重要，但货币升值削弱了日本和联邦德国央行反对降息的能力 。
日本方面，竹下登为应对国内对日元升值的批评和美国压力，敦促日本银行行长澄田智于1月30日下调贴现率，但这被视为对他国压力的妥协 。第一次真正的协调降息发生在1986年3月，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先后宣布降息，美联储特意选择上午宣布以强调协调 。这次行动虽被财长们视为成果，但实际上源于沃尔克和珀尔在国际清算银行会议期间的秘密商谈 。
在此期间，美联储内部发生了所谓的“宫廷政变”。1986年2月，白宫和里根任命的理事（如马丁、安格尔）主张宽松政策，而沃尔克担心美元暴跌引发通胀，反对单方面降息 。在2月24日的理事会上，沃尔克以4:3的票数被否决，他随即以辞职相威胁，最终达成妥协：推迟投票，由沃尔克去争取德国和日本的配合，这促成了后来的协调降息 。
此后，美国在1986年4月与日本达成联合降息，但在夏季（7月和8月）美联储又两次单方面降息以刺激疲软的经济 。日本和联邦德国最初没有跟随，德国央行坚持独立性，抵制美国压力，直到1987年1月才在选举前下调利率 。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上任后，通过与贝克的双边协议（1986年10月），以日本降息换取美国稳定汇率的承诺，促使日本银行在10月降息 。最终，在1987年2月卢浮宫会议前，日本银行实施了第五次降息 。
本章揭示了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两类冲突：一是国际间关于财政与货币政策角色的认知分歧，二是各国财政部部长与央行行长之间关于政策制定权限的争夺 。财政部部长们通过广场协议及后续协调进程，逐渐将国内经济因素同汇率关系合法化，并迫使央行行长们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其政治目标 。不同国家的央行独立性差异巨大，联邦德国央行最能抵制政府压力，而日本银行则常受制于大藏省 。
第三章 单边主义的终结：美国
本章回顾了美国政府从里根第一任期的“善意忽略”汇率政策转向广场协议积极干预的政治与经济背景。里根政府初期奉行“在一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单边主义策略，认为美国经济繁荣自然会带动世界增长，并在政策制定中几乎完全漠视外部世界 。这一时期，财政部由信仰自由市场哲学的唐纳德·里甘领导，强调不干预市场，甚至曾通过“收敛”原则回应贸易伙伴的联合干预请求，宣称只有基本面发生明显变化时汇率才会波动 。
然而，强美元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前五年严重打击了美国制造业和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虽然服务业和国防承包商受益于此，但随着贸易逆差扩大，来自商界和国会的压力逐渐增强 。卡特彼勒公司的李·摩根发起了长期游说运动，敦促稳定汇率，并最终直接向白宫施压 。克莱斯勒的李·艾科卡也公开批评高估的美元是美国预算赤字的产物，呼吁正视问题 。与此同时，国会中保护主义情绪在1985年春爆发，多项贸易法案涌现，甚至有提案要求建立战略外汇储备以干预市场 。
詹姆斯·贝克接任财政部长后，面对严峻的贸易失衡和国会压力，开始寻求改变 。贝克及其副手达曼采取了务实且渐进的策略，试图有序改变现有体系 。为了克服政府内部自由放任派的阻力，他们采取了保密和突袭战术，并在广场会议前极短时间内才通知政府内部关键人士 。贝克成功争取到了国务卿舒尔茨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支持：舒尔茨因关注贸易伙伴诉求及务实态度而支持汇率调整，沃尔克虽对具体方案不甚了解但也给予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
贝克选择利用五国集团作为政策协调的载体，并将汇率调整作为应对国会保护主义的先发制人行动 。1985年初美元开始自然下跌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为贝克提供了“顺势而为”的时机 。最终，广场协议的达成标志着美国放弃单边经济政策，这是国内政治力量与日益恶化的贸易问题调和的产物 。尽管政府承认财政赤字是问题根源，但受制于里根总统反加税的立场，贝克在财政政策上并未脱离原有思路，而是侧重于通过汇率调整来缓解保护主义压力 。
第四章 日元的政治经济学：日本
在筹划“广场行动”过程中，日本领导人发挥了积极作用，广场会议本身即是贝克和竹下登提出动议的结果，预示着两国集团（G2）的出现 。日本面临来自首相办公室、自民党领导层及通产省的多重压力，加上1985年美日关系因贸易失衡和美国国会保护主义决议而日益严峻，迫使日本采取行动 。
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制定日本策略中起到关键作用。他决心实施包括汇率调整在内的综合计划，以换取美国削减赤字和降低利率的承诺，并为此准备承担“强日元”的政治风险 。中曾根长期支持强势日元以提升日本国际地位，倾向于管理浮动汇率或三方合作，并试图通过加强首相权威、绕过官僚体系来推动政策，其“强日元”战略也意在加速国内经济结构改革 。
大藏省在政策制定中处于守势，因20世纪70年代末“火车头战略”导致财政恶化的教训，其坚守紧缩财政政策，倾向于通过汇率调整而非财政刺激来应对外部失衡 。大藏省传统上控制汇率政策，利用浮动汇率规避政治压力，但在广场行动中面临来自政治家（如竹下登、宫泽喜一）和外部压力的挑战 。竹下登作为实用主义者，利用与贝克的关系提升个人国际知名度，并意识到汇率调整的必要性 。宫泽喜一接任大藏相后，因主张财政扩张而与大藏省官僚产生摩擦，但其政治影响力最终推动了财政刺激计划 。
通产省和产业界最初因日元升值受到冲击，特别是中小企业，导致通产省推出紧急救助计划，但因美国反对而受限 。随着对贸易保护主义担忧加剧，通产省转而支持汇率稳定和财政刺激，并在1987年与外务省及自民党有力人士联手，击败大藏省的抵制，推动了6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 。
外部压力（外压）在日本决策过程中被制度化，成为克服国内僵化体系和达成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 。广场会议的汇率调整是大藏省内部国际主义者利用美国压力对抗国内主义者的结果 。外压不仅促使日本采取行动，也暴露了日本决策中的结构性障碍，如共识导向决策模式在面对迅速变化的国际要求时的局限性 。
第五章 联邦银行准则：联邦德国
影响联邦德国广场策略最重要的两个人是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尔和财政部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两人对美国在汇率上的“善意忽略”政策感到不满 。在汇率政策上，两人的观点几乎相同，即在维护欧洲货币机制的同时，认为应由市场决定马克同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且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物价稳定 。联邦德国的策略是寻求美元的“软着陆”，认为汇率调整需要放慢脚步、有序推进，以避免美元硬着陆给世界经济及欧洲货币体系带来负面后果 。从一开始，联邦德国就只是不情愿地参与了“广场行动”，其立场是接受温和的汇率调整以应对潜在通货膨胀，但拒绝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想法 。
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本质上受制于其政治文化环境，战后经济政策有三个支柱：物价稳定、谨慎的逆周期政策和国际竞争 。为了应对历史上的恶性通胀，战后领导人将物价稳定和政府有限作用原则写入法律，决策体系去中心化，且联邦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事实上的自主权 。联邦银行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产物，德国人对其尊重让其神圣不可侵犯，尽管法律要求其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但更充分保证了其独立性 。珀尔行长手段高明，能在需要时说服机构成员或绕过机构，但面对国际降息压力时，他也常以内部问题为借口 。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部承担首要责任，但受制于联合政府党派政治及联邦结构，联邦政府控制的公共投资不超过50%，地方政治力量限制了联邦政府推行计划的能力 。斯托尔滕贝格是科尔政府财政保守主义的推手，推行“小政府”政策，通过严格控制支出大幅削减了预算赤字 。意识形态在决策中发挥作用，但受限于政府坚持的渐进主义方法及联合政府因素，实际主导作用不显著，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联邦银行准则” 。
欧洲货币体系（EMS）对联邦德国至关重要，因为其最高利益取决于欧洲伙伴国，马克已在欧洲代替美元成为本位货币 。联邦银行将欧洲货币体系作为自身汇率战略的工具，通过该体系放缓马克升值步伐，形成了一种“巧妙的重商主义”格局，将好处转给出口行业 。联邦德国对欧洲货币体系的支持源自对欧洲货币更稳定的期望，但这以国内更高的边际通胀为代价 。然而，联邦银行有时会将国内稳定置于EMS义务之上，例如在1987年1月汇率调整后，虽然下调了贴现率但同步紧缩了货币条件，招致了批评 。法国利用“广场行动”作为向联邦德国施压的途径，促使其接受更快增长和对汇率的关注，并挑战联邦德国在欧洲的货币霸权 。总体而言，联邦德国参与欧洲货币体系符合其经济和政治利益，但也面临国内经济对体系影响的考量 。
第六章 东京峰会
1986年5月东京峰会召开时，距离“广场行动”已过去九个月，日元大幅升值威胁到中曾根政权的稳定，而美国贸易逆差未见明显改善，贝克对此未做汇率方面的新承诺，而是提出了新的政策协调计划 。贝克的新建议主导了会议进程，其核心内容包括组建七国财政部部长集团（G7）以及使用经济指标评估参与国的经济表现 。尽管各国领导人公开称赞峰会成功，但媒体和官员私下看法不一，达曼认为建立了工作安排，而马尔福德则认为协议主要依靠同行压力，难以强制各国改变政策 。
美国提出的加强监督方案主要是贝克和达曼的成果，意在通过客观指标（如增长率、通胀率、汇率等）对经济表现进行系统性评估 。美国最初建议该体系应具有自动性，即指标偏离将触发强制性的补救措施磋商，这遭到了德国和日本的强烈反对，它们担心丧失政策自主权并被要求承担不合理的调整责任 。最终公报措辞进行了妥协，删除了“目标”等暗示自动性的词汇，改为“预定方向”和“尽最大努力取得谅解” 。关于具体指标权重，美国和法国希望将汇率作为政策目标，而日德英认为汇率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最终汇率被归为中间指标之一 。
在组织形式上，贝克和达曼试图打破五国集团（G5）的秘密模式，引入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七国集团（G7），以增加政治压力并加强外部监督 。意大利因不满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外，曾威胁抵制峰会，最终各方达成妥协：保留G5处理干预事务，同时成立G7负责多边监督 。欧共体代表也试图加入G7财长集团，但因美日德反对其人数过多及泄密风险，最终被中曾根拒绝 。
贝克在峰会前夕才将计划草案透露给日本大藏相竹下登和首相中曾根，导致完全不知情的日本外务省和通产省感到震惊和愤怒，这一事件被称为“贝克冲击” 。这一突袭加剧了日本国内各部门间的猜忌，大藏省试图借此垄断汇率管理权，而通产省和日银则担心自身权限受损，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也冲击了日本传统的共识决策习惯 。
七国集团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充满了官僚机构利益冲突，美国财长贝克与其副手马尔福德之间存在隔阂，马尔福德甚至在会议期间被排除在谈判室外，令其他国家副部长感到不满 。各国央行行长也反对该计划，美联储认为其过于机械，德国央行行长珀尔则批评其将调整过程“机器人化” 。尽管建立了新机制，但各国对主权的坚持表明该体系仍存在不确定性，贝克强调该安排不涉及主权让渡，但要求各国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外部因素，这被视为美国政策的重新定位 。
第七章 从两国集团到三国集团
东京峰会未能满足日本出口业和政治家的预期，日元持续升值威胁到中曾根政权的稳定 。1986年3月日元兑美元汇率突破175创战后新高，日本央行被迫单方面干预，因美国财政部以防范保护主义及维护指标体系为由拒绝联合干预 。日本大藏相竹下登和首相中曾根先后游说美国，试图将汇率分别稳定在180和170左右，以挽救国内政治声望 。里根政府虽未承诺联合干预，但通过贝克的国会证词等方式给予了“口头支持”，帮助中曾根赢得了同年7月的大选 。
面对多边协调的停滞，贝克转向“积极的双边主义”，试图先与日本达成协议以向联邦德国施压 。1986年9月，贝克与继任大藏相宫泽喜一在旧金山秘密会晤，美国要求日本降息并刺激内需，以此换取汇率稳定承诺 。这次会晤促成了10月31日的“贝克-宫泽联合公报”，日本承诺推出3.6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及降息，美国承诺削减赤字，双方确认当前汇率“大体符合基本面” 。
这一公报标志着“两国集团”（G2）的诞生，引发了欧洲特别是联邦德国的警惕与不满 。然而该协议十分脆弱，美国怀疑日本在公报前操纵汇率，日本则担心美国继续“口头打压”美元 。1987年初日元再次急升突破150关口，迫使宫泽紧急访美寻求再次确认协议 。虽然美方重申了合作意愿并进行了少量联合干预，但双方互信已受损：美国质疑日本财政刺激的诚意，日本则质疑贝克稳定汇率的信誉 。
美国实则意在通过G2策略推动建立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三国集团”（G3）框架 。联邦德国最初因贸易结构差异（主要出口欧洲）、担忧EMS稳定及认为失衡主因在美日等理由，对美国的协调压力表现出“固执”的抵制 。但随着1986年12月贝克与德国财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基尔的会晤，德国立场软化，开始对“参考范围”概念持开放态度，为后续卢浮宫协议奠定了基础 。
在此期间，法国和英国虽扮演次要角色但仍有影响：法国支持目标区概念并与美国联手向德国施压，英国财长劳森则转向管理浮动汇率并加强与EMS联系 。美国利用这些动态，逐步将协调机制从双边博弈推向三边核心框架，最终促使各方走向卢浮宫会议 。
第八章 卢浮宫会议
1987年2月21日，五国集团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卢浮宫举行会议，达成了卢浮宫协议，宣布各国汇率“大体上处于符合经济基本面的范围内”，并同意更紧密地合作以在“近期水平附近”稳定汇率 。英国财长劳森将其称为“广场协议2.0”，标志着共识从美元下跌转向汇率稳定 。这次会议是美国财长贝克“以刺激换稳定”策略的结果，即争取日本和联邦德国采取重大经济刺激措施，以换取美国同意稳定美元 。会议召开前，由于联邦德国拒绝就减税给出新承诺，贝克曾考虑取消会议，但最终因担心市场动荡和美国国债拍卖需求而决定赴会 。
在会议中，意大利因反对五国集团会议安排在七国集团会议之前而威胁抵制，虽最终决定维持五国集团机制，但意大利代表未参加次日的七国集团会议 。公报起草过程中，关于汇率稳定是使用“范围”还是“水平”一词存在分歧，最终在公报初稿中以括号形式暂时并列，后因日、德、英反对“范围”一词隐含的系统性约束，公报最终采用了“在近期水平附近”的表述 。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为国内政治考虑，提议将时间限定词由“目前”改为更模糊的“近期” 。
关于“近期水平附近”的具体含义，法国财长巴拉迪尔提出了明确的参考范围建议，即以会议前一日汇率为基准，设定5%的浮动范围，偏离2.5%时进行干预磋商 。宫泽喜一坚决反对具体数字，并试图守住150日元的防线，而德国行长珀尔也拒绝受公式约束 。最终，在德拉罗西埃和达曼的调和下，各方达成了一份临时且保密的共识：确定马克/美元1.8250和日元/美元153.50为中心汇率，设定正负2.5%的自愿干预区间和5%的政策磋商区间 。
为支持汇率稳定，各国同意建立40亿美元的“应急干预基金” 。协议达成后，美国于1987年3月进行了首次干预以维护马克汇率上限，但随后因美日贸易摩擦（如半导体制裁）引发市场恐慌，美元跌破150日元 。这迫使美日等国央行进行了大规模干预，并在4月的七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宫泽喜一被迫接受贝克的建议，将日元对美元的基准汇率重设为146 。此后美元继续下跌，贝克开始“口头支持”美元，德国也通过货币互换协议配合进行了干预 。
在财政政策实施方面，美国对日本和联邦德国的行动感到失望 。日本1987财年预算增长微弱且税改计划中的消费税引发争议，宫泽喜一不得不推动补充预算，并最终在4月承诺了5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 。联邦德国方面，受制于执政联盟内部和地方选举的压力，斯托尔滕贝格仅同意将原定1990年的部分减税计划提前至1988年 。
卢浮宫协议之后，美国和法国在“参考范围”概念上利益趋同，法国曾长期主张目标区体系，而美国副财长达曼也对此感兴趣，但为避免激起反感而使用了“参考范围”这一术语 。沃尔克虽然未支持目标区，但也倾向于一种更注重平稳的共同应急计划 。卢浮宫协议的概念框架包括保密的范围、基于即期汇率的基准、窄幅边界、双边名义汇率、临时性安排及非强制性干预 。
该协议的致命弱点在于未能建立汇率调整与国内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之间的互动机制 。协议具有临时性，允许美国单方面重设基准汇率，破坏了机制的稳定性 。此外，协议缺乏货币政策的协调支持，公报中仅日本承诺降低贴现率，各国央行行长未讨论如何利用货币政策维护汇率范围，德国央行后来甚至因国内因素提高了利率，这使得卢浮宫协议在市场冲击面前显得脆弱 。
第九章 教训
到1987年年末，一度高调的广场会议国际政策协调在五国集团各国遭到了严厉的批评，10月的股市暴跌暴露了政策协调过程中结构上的潜在不足 。面对危机，有人认为应放弃协调，但也有观点认为这恰好证明了需要协调以解决失衡和汇率波动问题 。贝克、竹下登和沃尔克等参与者总结教训，认为需要坚持协调、美国必须兑现承诺以及行动要多于空谈 。马尔福德指出市场判断的影响巨大，市场信号表明必须强化协调 。尽管面临官员更替、美国债务和各国民族主义等障碍，但在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的世界中，为了经济安全，各国必须更加巧妙地协调政策 。
对于“广场行动”，批评者提出了五项不足：仅仅是公报宣传、旨在争取时间、掩盖“里根经济学”的失败、好心办坏事以及甚至是可有可无的 。作者认为虽然公关宣传被利用，但这不只是宣传，更是对抗保护主义的短期策略、维持增长的中期策略和减轻债务的长期战略 。虽然“广场行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政府的挡箭牌，但在美国主导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要求贸易伙伴承担调整责任是合理且必要的 。关于“可有可无”的批评，如果没有汇率政策协调，美元可能会经历危险的自由落体式下跌 。
评估政策协调的主旨，并未解决削减美国预算赤字、日本开放市场及德日刺激内需的拖延问题，但遏制了保护主义并维持了联合管理 。从过程来看，分析框架上缺乏共识，特别是汇率理论和财政政策观点的分歧制约了协调 。在市场方面，政策协调被视为管理市场力量的努力，但只要市场认为协调停滞，汇率市场就会剧烈反应 。在政治方面，各国努力将国际因素纳入国内政治，最重要的联动是共同对抗保护主义 。虽然贝克试图利用指标机制施压，但外国压力对美国财政政策制定的影响并不大，且跨国联盟的构建相当有限 。
在体系建设方面，信心、机制和体制是关键标准。“广场行动”期间的口头打压战术和对承诺的怀疑制约了信心的建立 。机制建设受到成员身份问题（如意大利、新兴工业国家）、国内政治机构反对（如央行与财政部的矛盾）以及责任分担分歧的阻碍 。承诺程度不同，美国视其为完整协议，而德国则不愿束缚于义务，协议的非正式性和隐秘性使得核查困难 。虽然卢浮宫协议脆弱且缺乏汇率与国内政策的互动机制，但它作为渐进实验的起点，可能推动建立更可信的国际货币体制 。
从历史视角看，“广场行动”是应对浮动汇率“无体系”混乱状态的回应，也是对新国际货币体制的探索 。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导致了国际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和冒险外交 。浮动汇率并未如预期般运行，而是导致了汇率过度波动和失衡 。随着美国霸权衰落，美国的新领导角色应是“设计师和建设者”，通过说服其他国家参与来实现目标 。
结论是，五国集团的“广场行动”仍是一个试错过程，渐进主义手段还不够，需要加快建立更可信、有效的国际货币体制 。卢浮宫协议的汇率稳定机制应逐渐制度化，指标体系应公开以提高国内对全球依存度的敏感度 。各国应利用七国峰会建立国内政策与国际协调的联动 。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应全面合作，日本需要政治和制度改革以赋予首相更大权威并推动内需，联邦德国的各政治派别应参与协调以化解固执，各国还应构建更强大的跨国联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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